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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张继明:构建有质量的普及化高等教育

发布时间:2019-09-11

  无论是政策预期还是学界推测,抑或是当前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的趋势,都表明近几年内我国将跨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无论是政策话语还是学界言说,都普遍对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到来持积极的价值判断,将其视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志。

  无论是政策预期还是学界推测,抑或是当前高等教育规模增长的趋势,都表明近几年内我国将跨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无论是政策话语还是学界言说,都普遍对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到来持积极的价值判断,将其视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标志。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学者马丁•特罗(Martin Trow)提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1981年,滕大春先生在《谈谈美国战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问题》一文中首次将特罗的理论引介到我国,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该理论才在学界引起一定反响,并逐渐影响到国家教育决策,15%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随之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目标。至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已达到15%,提前跨入了大众化阶段,仅用了约4年时间走过了德国、英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10-30年所走过的路程。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改革实践与理论探索中,我国各界高度重视马丁•特罗理论,甚至15%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被纳入国家政策文本之中。

  后大众化时代,50%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正扮演着同15%一样的角色。在2016年3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袁贵仁在答记者问时就提出,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提高到50%。2016年4月发布的《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报告》则预计,2019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50%以上。自2016年高等教育普及化逐渐成为国家政策话语之后,理论界对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讨论进入高潮,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导向意义再度彰显。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由大众化进入普及化一般需要20-25年,而按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幅度测算,我国高等教育将在未来2-4年内即可实现普及化,其速度堪称奇快。无论是50%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被写入国家政策文本,成为高等教育政策制定的依据,还是理论界对普及化的厚望和热议,以及普及化发展速度,都反映了我们对数字指标的追求、偏好甚至是一种独特情结。

  首先,数字指标的偏好反映了高等教育管理的计划体制。原本只具有象征意义的15%这个数字在我国却被赋予实质性意义,成为具有导向性、权威性的政策话语,左右着全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路向。长期以来在高等教育计划管理体制下,在某个时间段内我们总要设置某个预定的目标或指标,将之作为管理者调控、治理全国高等教育的标准和工具。马丁•特罗理论不仅提供了这样的指标,并且扮演了管理者形成决策、推行政策的合理化与科学化机制的角色,从而有利于促进政策实施。

  其次,数字情结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化战略思维。近十几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旋律是增长,在战略上以规模扩张为主。尽管在高校大扩招显著影响到高等教育质量后我国逐步加强质量监控与保障,提出了内涵发展战略,但长期以来形成的规模化思维渐成定式,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改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战略正是由于传统的规模化思维的束缚才难以取得更加积极的进展。

  马丁•特罗理论中用以标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数据指标在我国是作为目标数据的,因而成为政府调整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导向,导致片面的规模扩张。在马丁•特罗理论中,这些数据指标其实是对高等教育发展程度的一种客观反映,尤其强调的是数量描述及其产生的预警性功能。在数字指标的角色与功能上,我国对15%、50%两个数据的定位违背了其原义,从而决定了在应用上的错位。这一错位带来的是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实践的诸种误区,以及由此导致的高等教育质量之痛。

  在马丁•特罗理论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数字指标只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一个量的呈现,而在量的背后是高等教育的“质”,包括高等教育观、高等教育功能、课程、教学形式等各要素都表现出了新的取向或趋势。高等教育在由精英化迈向大众化、普及化过程中逐渐产生了民主化、社会化、多样化、开放化、现代化等特征,手机看六会彩开奖结果!而这些新特征的出现又是高等教育结构发生变化的客观反映。大规模的高校扩招强制性地改变了高等教育结构的有序演进,从而导致了一系列冲突,并集中表现为高等教育质量的危机。

  《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约为45.7%,这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在最终跨入普及化阶段之前尚有一个过渡阶段。高等教育由大众化跨入普及化阶段,本应以高等教育自主发展为基础,以社会选择为根本动力,但显然从国家体制和一以贯之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来看,我国政府必然将在推动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这就需要思考我国迈入普及化高等教育所需要具备的客观条件,即构建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基础。

  其一,高等教育体系高度多元化,这是高等教育实现普及化的组织基础,也就是要在高等教育的结构与功能上做好准备。在普及化时代,高校生源将更趋多样化,学生的素质基础、就读动机、修学方式、职业面向等都是个性化、多元性的,这就决定了普及化时代高校在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学生评价标准、学制要求、管理与服务模式等方面必须适应复杂生源的不同需求。

  其二,高校及其内部基层组织具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这是高等教育体系走向多元化的客观基础。高校与院系在各自层面上的自主是提升高等教育创造力的根本,而高等教育的创造力则是适应更加多样化需求、提高服务质量的前提。

  其三,成熟而有效的高等教育质量治理体系得以建立,这是普及化高等教育得以维系和深化发展的保障性条件。受教育者接受和选择高等教育,源自其积极的教育价值预期,这是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

  其四,高等教育资源足够充裕,这是普及化高等教育得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完善和创新高等教育多元筹资机制,形成公共财政充足、社会资本积极投入的资源供给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未来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质量。

  高等教育由大众化走向普及化,需要一个深刻、系统、全面的结构调整和优化过程,以适应新的高等教育体系的要求。但在当前这个较短的过渡阶段,高等教育的治理则更加强调针对性,尽量减缓普及化阶段初期的“阵痛”,争取普及化高等教育体系的“软着陆”。

  首先是持续深化管办评分离改革,扩大和保障高校办学核心自主权。在此,政府须进一步转变职能,一是积极培育第三方评价主体,实现高等教育评价的社会化和专业化。二是赋予高校更多核心办学自主权。三是深化校院两级管理改革,扩大高校基层单位办学自主权;同时,要探索契约式、目标式管理,激发基层办学创造力。四是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法规,明确政府、高校及重要利益相关者的权责,规范教育行政部门权能和保障高校自主权,引导第三方合理参与教育治理。

  其次是政府改进治理方式,引导高校分类发展和分类管理。目前我国高校分类发展与分类管理的具体实施办法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具体来说,第一,从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模式来看,政府往往是按高校类型或层次实施差别化投入,在其他相关政策上不同类型或层次高校也面临着差异化对待。第二,高校分类标准不应过于具体、细化甚至烦琐,否则既难以真正体现不同类型高校在办学定位上的本质差异,导向性不足,又将高校组织及其办学过程简单化、碎片化,损害高校作为复杂组织的有机性及其办学过程的整体性。因此,要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多样化,政府要建立起以公平、绩效、竞争为核心取向的财政投入模式,创设公平的高校分类发展环境,让各类型高校安于其位、各司其位。

  再次是充分释放民间资本,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具有多重意义,除了推动高等教育扩容之外,还有助于进一步引导民间资本投入教育、缓解普及化时代政府的高等教育财政压力,通过发展民办高职、应用技术型教育及其他非学历教育等方式使高等教育体系更加多样化。

  最后是树立精英高等教育质量观,强化质量治理。我国就需要在由大众化到普及化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充分认识到大众化发展模式可能导致的路径依赖之风险,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强化以政府为主导、各方主体参与的高等教育治理,在有限时间内为构建有质量的普及化高等教育创造相对更好的条件。

  (作者单位: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原题:《构建有质量的普及化高等教育——论从大众化到普及化高等教育过渡阶段的大学治理》,《高校教育管理》201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刘思彤/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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